为学为官最要务实

  从文学少年到矢志经学 

  薛瑄出生于洪武二十二年（1389年），山西河津（在今运城市）人，日后在中国思想史上，薛瑄被认为是河东学派的开创者，河东学派以坚守与发扬程朱理学而著称。但薛瑄十来岁时却是个十足的“文学少年”，热爱诗赋，也写得一手好诗赋。薛瑄的青少年时代，随在外地做官的父亲薛贞生活，薛贞听说高密的魏纯、海宁的范济两位先生理学造诣深厚，礼聘他们做薛瑄的老师。薛瑄接触到了理学后，感叹这才是做学问的正道，遂将往日所写的诗稿付之一炬，废寝忘食地阅读理学著作。 

  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，三十二岁的薛瑄在河南参加乡试，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，第二年高中进士，由此进入仕途，此后由于父亲、继母相继过世，按照传统礼制，薛瑄必须为其守制三年，等薛瑄回到朝廷时，已到了明英宗正统（1436年-1449年）初期。这时，薛瑄被任命为山东提学佥事，顾名思义，这是一个掌管学校、教育业务的官职。 

  薛瑄上任提学佥事后，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将朱熹为白鹿洞书院编制的学规颁发给学生，希望他们以此来约束自己。白鹿洞书院学规是中国书院史上最著名的学规，它的文字十分简单，也十分好懂，首先揭示学习的目的，再次揭示学习的顺序；接下来谈到学生在修身、处事、接物上的规矩，修身应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惩忿窒欲，迁善改过”，处事应“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，接物应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。这份学规从结构上看透露了学习与做人是不可分割的，学了一套圣人言语，就要在生活中予以实践。 

  薛瑄在提学佥事任上相当尽职，常为学生们授课，答疑解惑，他为有才华的学生留下许多自己发挥的空间，并不多加干预，而对于学业不精的学生则很严格，以致许多学生都害怕见到他，由此看来薛瑄是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。 

  当时正是宦官王振在朝中得势的时候，他毫无顾忌地结党营私，一日他问内阁重臣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，三人因为同姓，并称“三杨”：“我家乡中人有谁可以在北京做官？”王振是山西大同府蔚州人，“三杨”回答薛瑄可以，薛瑄因此被召回朝中任大理寺左少卿。 

  可以说，薛瑄因为与王振是同乡而得到拔擢，但王振的种种作为薛瑄岂会不知道，薛瑄会怎样面对他呢？ 

  秉公问政拒绝向奸邪低头 

  薛瑄几乎是在被任命为大理寺左少卿的同时，就表示了自己对王振的态度。“三杨”建议薛瑄去见一面王振表示谢意，薛瑄认为官爵乃天下之公器，我的官职是朝廷任命的，怎能去他家的私人住宅谢恩，这不是公私不分吗，遂予以拒绝。 

  使王振开始对薛瑄不满的理由，仅仅是有一回在紫禁城东阁议事时，其他官员见到王振都快步迎上毕恭毕敬地行礼，而薛瑄独自屹立。读者也许会说，这实在是一件小事，难道王振就如此小肚鸡肠？当时一些官员巴结王振已到了毫无节操的程度，有一个叫王佑的工部郎中，被王振问及为什么没胡子，他恬不知耻地答道：“老爷所无，儿安敢有。”王振已被奉承到如此地步，别人都低头了，而薛瑄竟敢不低头，王振怎能不记恨他。 

  不久，王振就抓到机会报复薛瑄。薛瑄任职的大理寺，主要负责审理案件、管理监狱等。其中一桩军官之死的案件，薛瑄发现所谓的凶手并不是真正的凶手，背后另有隐情。原来这位军官死后留下一妻一妾，一个叫王山的人贪图军官之妾的美色，打算纳妾，但军官之妻不同意，王山便教唆军官之妾指认军官之妻是元凶，军官之妻因此入狱。薛瑄觉察到内情后，多次要求重新审理，还军官之妻一个清白，并将矛头指向王山，但遇到了重重阻力，因为王山的背后是王振，他是王振的侄子。王振安排都御史王文诬蔑薛瑄等大理寺官员罗织王山的罪名，又安排言官弹劾薛瑄收受贿赂。薛瑄因此被捕入狱，旋即被判处死刑。 

  薛瑄写过一部《从政录》，其中颇多名言。他认为居官有七要：“正以处心，廉以律己，忠以事君，恭以事长，信以接物，宽以待下，敬以处事。”具体到断案这件事上，薛瑄提出四要：“公、慈、明、刚。公则不偏，慈则不刻，明则能照，刚则能断。”谁能想到，薛瑄践行自己的居官之道、断案之道竟招致杀身之祸。面对死亡，薛瑄却丝毫没有畏惧，他仍然从容自若地在牢中读《易》。孔子曾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君子闻道并予以实践，人生便没有任何遗憾了。 

  就在薛瑄将被执行死刑的那天，一件奇事发生了，据说这天王振发现自家的一个老仆在灶台边哭泣，王振问他为何哭，老仆说：“我听说薛夫子今天要被行刑，所以哭泣。”王振又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有个薛夫子？”老仆说：“他是我的同乡。”老仆细数薛瑄的种种善行，竟使王振有所感动，遂免其一死。历经这次巨大的人生波折后，薛瑄回到家乡，以讲学为业，直到明代宗即位。 

  在薛瑄蛰居乡里的这段时间，明朝经历了一次重大变故，瓦剌军队在也先的带领下进犯明朝边境，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，但王振根本不懂调兵遣将，也不懂后勤补给，战事接连失利，明英宗在今张家口境内的土木堡被也先掠走，王振死于乱军中，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“土木堡之变”。 

  明英宗被俘后，明代宗即位。薛瑄在明代宗时继续在大理寺任职，任大理寺卿。有一年苏州、松江一带发生饥荒，一些贫苦百姓想从有余粮的富户家中借点粮食渡过难关，不料遭到拒绝，盛怒之下，他们火烧富户的房子，逃到海上。与薛瑄交手过的王文，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处理此事，他给参与此事的两百多人定了死罪，薛瑄认为他们虽有罪过，但都定死罪不妥，竭力争辩。王文没想到，薛瑄这把年纪了还跟年轻时一样倔强。经过薛瑄的努力，使部分人免除了死罪，体现了薛瑄所坚持的断案应“慈则不刻”的原则。 

  借生活中的事物反思自己的德行 

  面对也先的进犯，明朝大臣于谦，也就是那个写下“粉身碎骨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”的于谦，反对主和，沉着应战，取得“北京保卫战”的胜利，此役胜利的第二年，也先放回了明英宗。明英宗在明代宗统治的最后一年复辟，参与复辟的石亨、曹吉祥等人得到重用，石亨诬陷于谦有另立他人的图谋，竟使于谦获死罪。薛瑄为于谦求情，但未获成功。于谦的蒙冤而死使薛瑄对官场多少有点心灰意冷，遂请求退休回乡。 

  薛瑄回到家乡后，仍以讲学为业，至明英宗天顺八年（1464年）逝世。一百多年后，明穆宗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，朝廷下令薛瑄从祀孔庙。从祀孔庙是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能够企及的最高荣誉，他们在对儒学的认知与践行上都有大成就，堪为读书人的模范。一个人能否从祀孔庙要经过长期的讨论，朝廷对这份荣誉的颁授总是慎之又慎。 

  在一份支持薛瑄从祀孔庙的奏议中，一位官员称其“诚文行一致，学业大成之真儒也”。薛瑄的“行”，我们在前文中已充分展示，他在“文”方面的成就，主要是撰写的《读书录》十一卷和《读书续录》十二卷。 

  薛瑄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《读书录》，但它并不是一部有完整结构的儒学著作，而对于十分推崇朱熹哲学体系的薛瑄而言，他也并不追求建构一个自己的哲学体系。《读书录》是他读书与思考的心得体会，每一段篇幅都不长，有时短到只有一句话，但因为从生活中来，亲切无比。 

  薛瑄吃梅子时，生的梅子口感酸涩，熟的梅子口感甘甜，他因此想到了孟子的话“夫仁，亦在乎熟之而已”，仁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，是与生俱来的，仁的培养不过是让它成熟罢了，他进而想到一个人求学或行善，都贵在使本来就有的向学或向善之心成熟罢了，如果不使之成熟的话，怎能品味到甘美呢？ 

  薛瑄敬佩北宋理学家张载，他撰《读书录》的缘起之一是张载曾说：“心中有所开，即便札记，不思则还塞之矣。”他读到张载的“濯去旧见，以来新意”，感到大有益处，竟使他在睡梦中惊醒。这是宣德五年（1430年）闰十二月初二日的五更（凌晨三点至五点），薛瑄忽然惊醒，领悟到自己之所以在德行上没有大的进步，在于没有将旧的观点与习惯涤荡干净，所以“为善而善未纯，去恶而恶未尽”，希望自己开创新的人生境界，一言一行都要合于道。 

  《读书录》中常看到“中夜以思”的字句，了却了白天繁重的行政事务，夜深人静时正是反思自己的好契机。薛瑄反思到了什么？一是一个公字，“只公之一字，乃见克己之效验”，如何检验一个人是否克制了自己的欲望，就看其是否做到了公。二是一个实字，“为学最要务实，知一理则行一理，知一事则行一事，自然理与事相安，无虚应不切之患”。 

  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，只有四位读书人获得从祀孔庙的礼遇，除了薛瑄外，仅有胡居仁、陈献章、王阳明，其中薛瑄是明朝最早从祀孔庙的学者，也是唯一来自北方的学者。尽管人们提到明朝的思想与学术，总是第一时间想到阳明心学，但薛瑄与其开创的河东学派在当时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，而薛瑄的人格风范、求实致公的追求、在生活中时时反思自己学行的功夫，不仅为当时人称赞，也给今人以启迪。（罗慕赫）